那個學生是資耀華（資中筠女士父親），他見證了白銀一步步退出民國貨幣舞臺的歷史。那位老師是日本著名的漢學家內藤湖南，“唐宋變革論”即由他首先提出。內藤湖南的觀察相當準確，貨幣的混亂解釋了中國政經的萎靡，可以追溯到明清甚至更早。

民國時，白銀依舊通行國內。北洋政府孱弱，除了袁世凱在幣制統一方面稍有建樹，各類濫發紙幣事件不勝枚舉。國民政府成立之后，中央集權加大，中國終于有能力“廢兩改元”。國民政府原本計劃是從銀本位過渡到金本位，但由于世界經濟危機以及美國《白銀收購法案》，中國再次“升維”，跳過金本位，直接進入法幣階段。法幣原本是中國貨幣制度的全新升級，堪稱統一貨幣的一次成就，但在內憂外患之下，金融再次淪為政治的附庸，其結果也并不美妙。法幣濫發無法遏制，而取代法幣的金圓券的濫發更是史無前例，驚人的通脹紀錄。這次的紙幣試驗以一個政府的隕滅為結果。而白銀在紙幣被遺棄之后，又在民間暗中復燃，以此而言，紙幣是中國未能把握的制度紅利。

五、宋金元明一次次紙幣濫發，其實源自財政困境。財稅是帝國運轉的根基，而中華帝國的收入始終主要依賴農業。如此環境之下，對于商業的態度基本是壓抑，未能走出傳統財政的窠臼，人均收入處于低水平均衡狀態，再加上稅收系統的低效，進一步固化了帝國的組織僵化。對比之下，歐洲王室傳統收入原本是地產地租、司法收入等，隨著西歐各國在地理大發現前后日益走向重商主義，關稅和其他捐稅日益重要，在英國其已超過皇室收入的一半。國王依賴商人獲得財政收入同時讓渡政府權力，最終通過憲政財政帶來制度的飛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