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經濟估算不容易，即使是安格斯·麥迪森(Angus Maddison)對世界GDP 的估算成為最權威來源之余，估算本身也存在諸多爭議。具體到中國白銀，不僅涉及各種度量衡，而且資料來源零散且單一，因此讀者應相對冷靜地對待各類白銀流入與流出的數據，在數字之外更留意趨勢的變化。正如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和經濟學教授戴維·S.蘭德斯(David S. Landes)所言，在推測性的計算中，數字只有與歷史背景相符時，才是可信的。畢竟在長時段的計算中，任何參數的極小誤差最終都導致結果的極大偏移。

明代之后，白銀流入依舊。清代貨幣制度基本延續明朝“大數用銀，小數用錢”的制度，前朝紙幣教訓也使得清朝基本遠離類似實驗。當海外白銀全面介入中國經濟之際，其流動往往不再受中國政府控制，給中國帶來諸多影響，這一情況即使到了民國也是如此。20 世紀30年代就有人斷言，“銀價問題乃是中國近代金融經濟的中心問題”。鴉片戰爭爆發之前，鴉片導致的“漏銀”成為不少股肱之臣對道光皇帝的主要諫言。

鴉片戰爭催生了中國的近代化，姍姍而來的中國現代金融中介在海外對手的競爭中艱難前進。即使白銀在市場一直的自發選擇中勝出，中國貨幣制度其實也一直處于被動狀態，多年以來帝國最重要的財稅大權旁落于海關控制之下，甚至到民國也沒有建立起有效的貨幣體制。

四、20世紀初，在日本留學熱中，一位26歲的中國學生在日本京都完成自己的經濟學教育，臨別之際，他和老師們一一告別。其中一位日本老師對他說:“中國(China)這個名字只能算是個地理名稱，不像個國家。北京政府的政令不能出都門，各省各地區群雄割據，各自為政，各自發鈔票鑄銅元。你現在準備回到哪個地區去?我看，你要回去，很可能無路可走?！?/p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