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于缺乏整體制度的變革，中華帝國財政雖經不少干吏能臣改革，卻始終無法突破其局限，這也使得中華帝國在明清后一直深陷效率低下的循環。即使到了現代的國民黨政權，按照托馬斯·羅斯基(Thomas Rawski)的估算，其1931年的財政支出水平尚且低于1880年的明治政府。相應的組織動員能力，也始終未能深入中國內地尤其農村地區，而這些巨大的空白又成為對城市進行割裂與包圍的根據地，最終城市在軍事和經濟上雙雙失去優勢，國民政府的潰敗由是可以視作其脆弱的財政體系一開始所注定的。

從發展經濟學的視角看，財政銀行對于后發國家的工業化意義重大，日本與德國的發展都是這樣的案例，即唯有強大的財政體制，才能支持預算投向經濟發展，隨之形成經濟發展支持政府的正反饋。換言之，沒有財政實力，其實并無能力支撐一個行政體制的現代化轉型，而中國明清以來一直未能形成這一正循環，即使民國政府亦未能完成其財稅的現代化轉型，政府一直缺乏充分的稅收支持。

從宋元明清到民國，過去的財政困境放在今天也不陌生。在制度經濟學層面，財稅本質上是一種制度租金，透過財稅關系即可審視制度關系，而貨幣正是二者之間的連接。經濟學家曼瑟爾·奧爾森說，強盜之所以變成坐寇而不是流寇，正是因為坐寇的收入比流寇更高更為穩定。

六、為什么東方在近代之后落后于西方，這可以視為有名的李約瑟之謎(Needham Puzzle)的衍生回音，或者說經濟史的圣杯，迄今仍舊引發無數回應。歷史學家糾纏于工業革命之類的宏大事件，貨幣金融的維度很少被提及。實際上，歐洲在工業革命之前已經有了金融革命，而這種金融革命正是資本主義得以起飛的原因。以此而言，中國歷史的死結未必歸于白銀，但是白銀的命運卻可以提供可能的解釋與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