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62 年，世界文明的兩個極點。西方的威尼斯與東方的南宋都面臨著來自戰爭的陰霾，而戰爭對應的融資需求更是千鈞一發。幾乎同時，雙方的當權者都設計出了應急方案，都涉及當時最為前沿的金融創新。南宋的賈似道以不斷貶值的會子買公田，掠奪民間財富以此為軍資，威尼斯通過議會授權政府以稅收作為抵押，當財政出現赤字的時候發行公債，付給5% 的利息。事后來看，威尼斯的金融創新激發了政府債務作為資本的魔力。中國濫發會子并沒有重新獲得市場青睞，民間的不滿與動亂，蒙古人兵臨城下。最終，中國在紙幣的崩潰中走向了白銀之路，幾乎決定了兩者后來不同的命運。

無論紙幣還是白銀，中國貨幣體系前現代化的癥結之一，在于一直沒有實現銀行化。中國貨幣無法銀行化，導致中國的紙幣化道路失敗，不得不走上白銀之路。沒有銀行，沒有白銀鑄幣化，就談不上從銀行券路徑創造紙幣，貨幣只能以稱量貨幣的形式存在，導致各種混亂與落伍；沒有銀行，中國的儲蓄無法資本化，因為唯有貸款等業務才能解放資本的約束，創造更復雜的信貸交易；沒有銀行，中國的商業機構也無法公司化，既無法做大也無法走出人際關系限制;還是因為沒有銀行，貨幣發行也因此未能集中化，無法衍生出中央銀行之類的銀行。

中國為何沒有誕生現代銀行業。無銀行，則無現代國家，無現代國家也很難誕生真正意義上的銀行系統。

銀行成為中國經濟無法突破所面臨的封閉循環的關鍵缺失。對比之下，日本在19世紀數十年變革中，銀行體系對于工業襄助甚大。日本銀行在試錯中不斷進步，先參考美國模式，然后參考了英國模式與德國模式，導致明治時期日本銀行呈現出三種主要形態:首先是為財閥融資的超級銀行，其次是政府設立的政策系銀行，再加上1000多家服務本地市場的小銀行。這樣實業家、銀行家與政府彼此結盟，帶來日本現代化狂飆突進的一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