實事求是地說，在企業發展初期，能人經濟決策層次單一、能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運行要求，加上類似老書記吳仁寶這樣對市場具有特殊超強嗅覺的“超級能人”，具有快速發展的強大原動力，因此，華西村才得以發展壯大。但能人經濟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張、能人的生老病死等，存在很大的局限性，往往是“成也蕭何敗也蕭何”。

即便是吳仁寶這樣的“超級能人”也有犯錯的時候，例如，花幾十億元搞出來的320多米高的大樓，每天管理花費就成了華西村的龐大負擔。2003年，76歲的吳仁寶將自己執掌42年的華西村最高權力移交給了四子吳協恩，實際上還是“能人經濟”的延續。

據悉，華西集團的要職均由吳仁寶家族成員分管，從長期來看，高度近親繁殖的企業必然削弱其市場競爭力。姑且不論外界對于華西村日趨家族化的管理模式的爭議，單從公司治理的角度來說，“家天下”的企業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風險。

德國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馬克斯·韋伯認為，企業的現代理性組織必須具備兩個特征，否則它的發展也無從談起：第一個特征是生意與家庭分離，這一點在現代經濟生活中占首要地位；第二個特征與第一個特征密切相關，那就是理性的簿記方式。

從公開的資料來看，包括華西集團等我國一些“先富起來”的村集體經濟、村辦企業都或多或少存在馬克斯·韋伯所說的問題。最典型的莫過于改革開放后全國所興起的鄉鎮、村辦集體企業，一部分明晰產權后實現了現代企業治理機制，最終實現了發展壯大，例如美的從一家街道辦企業成為跨國企業，而轉型遲緩的鄉鎮企業最終倒閉消亡。

現代企業治理制度是公認的理想企業制度，無論是國有企業、集體企業、私人企業都需要構建現代企業治理制度，這也是我國當前國企改革的目標，在這個意義上而言，華西村辦企業不僅要謀求產業的轉型升級，更亟待“能人經濟”向現代治理轉型。這恐怕也是與華西村類似的村辦企業的必由之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