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，看似無本生意坐收漁利，實則不義之財難以心安。2015年12月的某天，李伯利似乎已經預感到這條財路可能已經走不通，不法行徑終將敗露。他回到舟山后去了情人家，帶了一些賬冊和U盾回家，然后在家開始撕賬冊。最后前往海邊，把他自己的諾基亞手機和蘋果手機一股腦都扔到了海里。

縱使通過這樣的方式消滅證據，李伯利的“如意算盤”還是到了頭。2015年10月，溫州市公安局接國稅協查線索稱，2015年4月至9月間，溫州市某縣4家公司在短短5個月時間內向北京、大連、南京、重慶等地開票近32億元。

經過摸排跟進，2016年6月25日，李伯利在江蘇無錫被公安機關抓獲。

案情重大耗人力辦案人員不畏難

因案情重大并且復雜，溫州市檢察院的經辦檢察官胡金龍在辦案過程中也遇到了不少“瓶頸”。

“一方面，這個案子的證據分布廣，證據鏈長，整理難度較大；另一方面，作案手段極為專業，組織化、系統化、隱蔽性強，這些都是辦案過程中遇到的難點?！鞭k案檢察官胡金龍介紹說。

據了解，李伯利案的需票單位遍布北京、四川、山東、浙江、江西等10余個省20余個市，將近80多個公司和企業。各地司法機關相繼予以查處和審理，證據材料分散在各地辦案機關中。由于證據材料較多，收集后的整理也十分費時耗力，案卷達48冊，發票等書證數萬張，承辦檢察官連續加班25天，擬寫了15萬余字的審結報告，借助圖表和關系譜，全面梳理了李伯利的涉案事實和該團伙的活動模式，實現了證據的銜接和印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