漏洞三：缺乏防錯的決策機制

抗美援朝后的十年，朝鮮比韓國發展的要快。金日成的確是個有能力的人，建國初的幾年頭腦也非常的清晰，可是后來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，他的頭腦反應速度卻沒有跟上，韓國和朝鮮的差距由此拉開，韓國每年都在進步而朝鮮至今還停留在60年代的水平。私募證券基金行業的基金經理何嘗不是這樣？尤其是早些年那批“自帶光環”的明星基金經理，絕對的權威，絕對的牛逼。

但是他們的思想和知識結構慢慢老化，如果反思能力再沒有跟上，又沒有人敢像魏征那樣跳出來否定他，最后的結果就是被市場淘汰。那是不是金融行業本身就是一個壓力非常大適合年輕人的行業？那當前的80后、90后基金經理就不會存在這個問題了？沒有區別，都一樣，這個行業完全依賴于個人能力，而個人又面臨在知識結構上的短板，行業的變化又非常快，經驗又不能一直沿用，這個時候我們只能寄希望于這個基金經理能一直保持清晰的頭腦，但是沒有制度的監督、沒有流程的約束、沒有體系的力量、沒有好的決策機制，你很難指望一個人永遠或者是長時間保持清晰的頭腦。

這就是虎哥今天的結論：中國私募證券基金行業的商業模式存在著非常致命的漏洞，不管是60后、70后、80后、90后乃至00后的基金經理，只要這個商業模式漏洞沒有被修復，也就是說，只要你的決策機制不改變，決策人員的知識水平沒辦法約束他能不斷的提高，你有可以獲得一時的勝利，但是絕對不會有長久的繁榮，而且最終的結果都是一樣的——毀滅。

巴菲特在給股東的信里，曾經這樣說：在公司里經常有個人否定我，那個人就是芒格。巴菲特是油門，芒格是他的剎車，中國的私募證券基金行業要是想發展成具有可持續性的商業模式，在我看來必須重建他的基因，從依靠能人的單兵作戰模式，到多核心共同決策制，并且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，當每個人都不能絕對說了算的時候，還能夠讓大家適應這種變化，擁抱這種變化。也唯有如此，當某天因為民族復興，中國需要和美國展開一次世紀金融大戰，爭奪對金融的控制權時，中國的私募基金行業才有資格挺身而出為國作戰。